中国经济运行在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后，持续回升向好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这既有疫情前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交织的持续影响，也有大疫三年的疤痕效应；既有国内三重压力的不断演进，也有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持续冲击。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天辰注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四方面，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但会议公报没有给出具体细节，引发了市场诸多猜测。本文并非要做小作文，细化上述政策措施，而是要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应对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经验，为今天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亚洲金融危机应对的经验及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相似度较高。天辰注册当时，国际上，美联储紧缩、美元走强，新兴市场货币普遍承压，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外需疲软；国内，百年一遇洪涝灾害，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物价持续负增长，经济增速保八难度较大。当前，国际上，美联储激进紧缩、美元强势，全球“美元荒”，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外需疲软；国内，新冠疫情冲击，三重压力持续，就业不充分，物价走势低迷，经济恢复受阻。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四方面的措施：

 

一是迅速启动扩大内需政策。1998年初，十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为此，中国制定了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999~200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为平均正贡献68.9%，较1994~1998年均值高出18.4个百分点；外需为平均负贡献5.5%，低了23.9个百分点。

 

二是宏观调控政策及时转向。1993年7月以来，面对国内经济过热，中国采取了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为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坚持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被写入了“九五”计划。但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逐渐演变成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及时转向。央行多次下调银行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从1998年起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同时，自1998年下半年起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调整税收政策支持出口，增加社会保障、科教等重点领域支出，并通过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等措施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三是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7年，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国有企业关闭破产、支持重点行业重组改革、推动重点行业和企业技术改革等；实行“债转股”，降低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增强企业活力等。

 

四是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1997年11月，在发生东南亚货币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强化央行金融监管职能，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步伐。为此，改革央行管理体制，减少地方政府对货币信贷工作的干预；取消对国有银行贷款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定向发行特别国债，为工农中建四大行充实资本金2700亿元；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处理四大行不良资产；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保障货币政策自主性。

 

对今天来说，亚洲金融危机应对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是通缩趋势下财政政策是重点。中国官方将1998~2002年间的物价负增长称为通货紧缩趋势。这一时期，中国宏观调控以财政政策为主，在稳增长、调结构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而言，由于面临企业效益低、债务率高，居民储蓄动机增强等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有限。1998~2002年，财政部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银行配套贷款1.32万亿元，加上其他社会投资，共安排项目投资3.28万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46万亿元。1999~2002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为平均正贡献36.6%，较1994~1998年均值高出5.4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支出中平均占比26.4%，高出3.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