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命的“罪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天辰测速官网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他们问耶稣，根据律法，是不是该用石头把妇人打死？耶稣一直低着头在地上画字，被问了几遍后，才抬头说出那句名言：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听了这话，那群人老老少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这便是《新约·约翰福音》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故事。平常讲经的人，都会由此发挥说，耶稣的话使众人想到自己也有罪，心里羞愧，于是退散了。然而并不是，他们退散，天辰测速官网是因为耶稣的话说得聪明。

 

石刑，必须是一哄而上，每人砸一块石头下去，可是耶稣说没罪的人就“先拿石头砸”，也就是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上——这谁还敢上去呢？第一个扔石头的人要背负巨大的压力，但隐在人众之中参与群殴却安全得很。

 

但“人皆有罪”的概念确实是被基督教传给世人了；中世纪的“黑暗”感与这种压给每个个体的心理负担直接相关，人们都活在地狱的威胁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参加过多次仪式后，也多少要感染罪徒的沉重心态，相应的，教会的堂堂威仪在长达1000年里很少受到根本性的质疑。

 

但迟早会有人反抗的。我说的不是宗教改革的那几位领袖，我说的是一些会思想的个体，他们心中产生了一个信念：我不是清白无辜的人，但也不想带着罪感心事重重地活到死——我想以罪人的身份坦然地活着。我的罪不是我的枷锁，而是我的荣光所在。首先是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他在《忏悔录》里说出自己的各种背德丑事，乖张举止，似乎很享受自己的罪人地位，他刷新了“忏悔”这一宗教词汇的意义。拜伦以这样的诗句说卢梭，他

 

投魅惑于激情之上、由苦恼

 

榨出滔滔辩言……

 

然而他知道，

 

怎样使疯狂为美，给错误的行动

 

与思想抹一层天堂般的色调。

 

但卢梭是感伤的，他毕竟还赞美美德，怀恋野蛮人的理想社会；拜伦比他更激烈，他是狂热的，正面赞美罪恶，只要这罪恶不是小偷小摸，足够狂暴，他歌颂海盗对部下冷酷无情，想象自己是该隐，甚至是撒旦本人。这个心态到德国人尼采这里发展到了一个顶点，尼采鄙视发展至今的人性，说它变得如此柔弱，如此敏感、易于痛苦，他心目中的“超人”之类的强者岂止是一般意义上的罪恶之人，他们自己忍受痛苦，并折磨和牺牲他人，只因胸中有个重大的目标需要实现。只有真正相信并宣布“上帝死了”的人，才能把话说得如此的嚣张。

 

正当尼采的著述生涯刚刚开始（1870~1871年），5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篇文章，确切地说，是一部小说的提纲，小说名叫《大罪人传》。这篇名十分违反常识，大众熟悉的传记家，像是茨威格、罗曼·罗兰等，写的好像都是贝多芬、巴尔扎克、伏尔泰之类杰出人物，而在19世纪以前，给圣徒写生平才是正道，但陀氏却要写“大罪人”。他是谁？陀氏说他是个十岁男孩，一个野小子，根本不把父母——“两个无关紧要的老人”——放在眼里，看周围的人都是“卑鄙放荡”之徒，而他自己自认为会成为一个奇才，早晚出人头地。他结识了一个病弱的小女孩，他可以打她，还能得到她的崇拜，有一天他告诉她：我会当上国王，你要听我的，否则我不爱你；又说“上帝就是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这部只有提纲的《大罪人传》，后来成为《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三部小说的发源地。它当然可以看作陀氏本人的虚构自传，因为陀氏留下的书信、创作笔记和草稿等，都证明了他所有的主要小说都有清晰的自传性。陀氏也是从卢梭以来这一系列自命的“罪人”中的一位，而这一自命的前提，也是和拜伦、尼采同等强度的骄傲，相信自己是不世出的人物，理应蔑视一切世俗的道德规范，拥有意志和行动上的自由。

 

臆想的“弑父”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数百封书信里，最早的书信之一，也是每一位给他写传记的人都要引用的一封，是1839年8月16日，他从圣彼得堡写给莫斯科的哥哥米哈伊尔的。他们家兄弟七人，两个月前刚刚失去父亲（母亲早两年已去世）。父亲是个地主，脾气不好，酗酒后爱鞭打他的农奴。那时俄国社会动荡，到处都有农奴暴动发生，这位地主老爷也在一次马车出行中，被人（很可能是车夫和农奴勾结，案情始终未明）用大石头砸死，死状很惨，甚至生殖器都被砸烂了，可见有多大的仇。葬父之后，陀氏写信给哥哥，信的开头先道歉，说他久未联系：

 

原因很简单，我那时身无分文。现在度过困境了，这些神奇的主人又出现在我口袋里，我欣喜万分。

 

陀氏的欣喜，是因为拿到了遗产，有钱写信了。他接着写道：“亲爱的哥哥！我为父亲的去世流了很多眼泪，现在的我们处境更可怕了，我说的不是自己，而是指我们全家……请你讲一讲，世界上还有比我们可怜的兄弟姐妹更不幸的人吗？”乍看起来似乎是悲伤，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他似乎是在指点这失去双亲的七个兄弟姐妹，为他们分析现状，而他自己竟不是这七人之一一样。他继续讲，希望哥哥能把弟弟妹妹们带去乡下抚养，这种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它能使他们在自己家里获得心灵的和谐，培养他们一切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志向、对家中各种美德的自豪、对恶行和耻辱的厌恶。我们的双亲将安心长眠于地下……”

 

“家中各种美德”，“对恶行和耻辱的厌恶”，双亲的“安心长眠”——都是讽刺话。父亲之死挪开了他头上的一块板，陀氏感到他可以尽情地活，尽情地释放天才了；他接着说，他可以去追求自由，“我为它可以牺牲一切”，“我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淡漠了。我的觉醒却更为强烈”。他告诉哥哥，他到那时最快乐的时光是读一些作家的作品（他热爱巴尔扎克并常读狄更斯），根据它们来研究人物。信的最末，是两句堪称他的创作真言的话：“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谜，你就别说你浪费了时间。”

 

陀氏在他人生的收官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把他和父亲的关系移植到了卡拉马佐夫父子身上，老卡拉马佐夫是个卑鄙的恶棍，当他被杀之后，他的长子米佳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犯下了弑父的罪行。但米佳并没有干，他是恨父已久，在他的想象中，自己就是要杀掉父亲的。这绝对是陀氏的亲身体会：父亲横死给他带来的快感是双重的：他得以自主选择人生，再不用顾忌父权的插手，同时坐实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一个可怕的、违背人伦的诅咒突然变成了现实。

 

这个弑父的命题是属于一个有着漫长罪感传统的世界的，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弑父者不会以中国人的“替天行道”“大义灭亲”自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或者说在基督教世界的语境里，没有“大义”“天道”这种强大的借口可以援引；弑父者就是做好了要背罪的准备的，他会迷恋这种身份，却永远不会声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是正义的。

 

其次，它又是想象性的，弑父行为发生在意识之中，于是不难理解，对弗洛伊德这样对于人性有着深度痴迷的人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多么重要的存在。如果敢于用上一种更加“不专业”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陀氏的弑父想象和自命罪人里，有着俄罗斯-斯拉夫式的自虐。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第一，是陀氏的癫痫症。他的朋友格里戈罗维奇曾见证了陀氏在父亲死去两个月之后的一次发作，那次，他俩正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旁边的小巷子里突然驶出一辆灵车，后边是一队送葬者，陀氏猛然转身，想离开这个景象，但走了没几步就癫痫发作了。格里戈罗维奇是他的至交，早就知道他有这病，就和几个路人将他扶到旁边的一家杂货店里，安抚他，让他恢复知觉。这并非简单的“触景伤情”；这场景几乎是他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他会以一种在外人看来戏剧性的方式，主动触发身上的病灶。

 

另一件事，是他在青年时代，有一次追着看一个乞丐挨家挨户乞讨，方式是自我鞭笞：用鞭子抽打自己。陀氏十分着迷于这种自虐，自虐者必须是自己动手，或者主动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激发别人的厌恶，从而用动手鞭打来成全他。自虐者并非像故意躺在别人车轮前的人那样是出于要挟，自虐者是希望而且相信别人会动手。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最穷苦、最悲惨的一个人物，也是过去一向被视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代表的马尔梅拉多夫，就有这样的自虐倾向。他热忱地对鞭挞他的人说：“先生，这一下一下打在我身上我简直不疼，而且还是一种乐趣，我简直喜欢上被打了！”而《群魔》里的斯塔夫罗金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异常难堪、极其羞辱的处境下，我总会一面怒不可遏，一面感到不可思议的快感。”

 

向自己确证罪孽

 

一个骄傲地自命为罪人的人，如果不是仅仅以此来书写，一次次尝试把罪行和犯罪心理兑现到纸上，又能做什么？一个自虐的人，当他真的有了受到无穷折磨的机会，他又会作何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28岁那年得到这样的机会：他被捕了，成了一个被法庭判定的罪人。

 

被捕的原因是1847~1849年，他逐渐倾向于激进。那时他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却任性地追随了一个英俊的无政府主义者斯佩什涅夫，后者借给他500卢布，他就把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抵押给了他。他追随斯佩什涅夫谋划农民起义，并办起地下印刷厂来印传单和煽动性的手册；同时，陀氏还活跃在知名激进分子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沙龙里，谈论言论自由、农奴解放。1849年4月23日的凌晨四点，沙皇的军警密探敲开了他家的门，把他带走，还搜走了他的书信和文稿。

 

老陀有没有像谭嗣同那样，做好了从自己开始流血牺牲、觉醒国人的准备？并没有。他虽然自命罪人，可他不想犯那样的罪。在受审讯的时候，他巧舌如簧，灵活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他虽然承认自己参与的一些事情，可是言辞上都百般掩饰。比如他说，他是希望国家改变的，但这是因为改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更好的环境；他是想要争取自由，但争取自由是因为他是作家，要尽兴地表达；他说他们搞印刷厂也是为了印文学作品，给作家诗人们圆梦。他说，他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傅立叶主义的社会，博爱而平等，生产体系完备、严谨，人与人之间没有憎恨，但为此只需要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不会颠覆政权也不会侵吞私人财产。最后他又说，他知道这个体系还是有害的，因为它是一套体系，体系终归是有害的。再者说，它还是一个乌托邦。

 

他可能是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自辩的。不过这辩护没什么用，他还是被判了罪，还险些丧命。他被流放，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把他从一个更接近拜伦那一边的贵族叛逆者，或者是尼采这样主要限于以文行事的作家，变成了他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矛盾缠身、无法定义而只能粗糙地命名为“天才”的人。之前的他可能是真的动心爱过劳苦大众的，可如今他见到了一些真正的凶手、恶棍、社会渣滓：在流放者中有真正动手杀了父母的人，有杀婴儿的人，有碎尸狂，有纵火犯，他说，他们的犯罪行为与苦饿无关，只是为杀人而杀人，甚至有人为了偷一块手表、偷一个洋葱而杀人。或许，他该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仁人志士，不得不在污秽之中忍个几年吧？也没有。他似乎主动在把自己推向那些人的世界，他用自己被捕、被流放、被迫和社会渣滓们共处一地的事实，来向自己确证：我确实是个罪人。

 

一切对人感到深度兴趣的人，都迟早要发现陀氏互不可分的创作和个人遭遇之中的魅惑。他所落入的那个世界里的那些人，仿佛做了平行空间里的另一个（些）他会去做的事情。在《死屋手记》这部取材于苦役生涯的小说中，陀氏写道：

 

“人们远远地躲开我们，似乎很害怕，每天看到这种情形，我都觉得特别愉快，有一种奇怪而微妙的满足感……还记得那段时间里，尽管周围有成百上千的难兄难弟，我却生活得异常孤独，我珍爱这种孤独。精神上的孤独，使我能够回顾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连细节也不放过，对往事进行反省和沉思，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有时我简直要感谢命运给我带来这种孤独，否则我既不会作这种自我批判，也不会对过去的生活进行严格的反省。”

 

这些话都是含糊的。他的自我批判是指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驳斥了自己激进时的政治观点。在4年牢狱生活结束的时候，他认为人类无权发动政治叛乱和社会暴动：对当权者的反抗会转变成不可饶恕的罪过；如果反抗者凭借的仅仅是武力、生命力和意志力，那么他最终会失去民心，只是依靠杀戮来统治。

 

而同时，他又真实地恨着自己，恨自己无法像身边和眼前的平民百姓一样，能很快跟其他人打成一片。他在《死屋手记》里说：一个新面孔刚进来两个小时，就好像回家了一样——这是有教养的人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和平民百姓之间隔着一条深渊。这种孤独，既是让他无法忍受的第二次流放，又让他感谢和珍爱，感谢它给了他反省的机会。他戴着铁镣睡下，被人间最丑陋的嘴脸包围，耳听鼾声，鼻中充满恶臭……所有这些强烈折磨感官的体验，都满足了他心里的某种久已有之的期待。

 

 

 

没有这段经历，就没有《死屋手记》，也不可能有《罪与罚》——尽管《罪与罚》的故事原型有别的来源，但在同狱的犯人身上，陀氏看到的那种无来由的恶意，了解到的无理由的杀人的情形，对《罪与罚》的构思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对陀氏研究极深的安德烈·纪德，就据此写成了一部直接描述“无因杀人”的小说《梵蒂冈地窖》。这本小说，毫不意外地被抨击为诲淫诲盗；但1864年问世的《罪与罚》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辩护，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的行为，就像陀氏本人的想象性弑父一样，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自由意志。

 

人毕竟是自由的

 

陀氏最终揭示出的文学真相之一，就是犯罪是一种意志自由的表现。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问世，助燃了农奴制废除后俄国的激进之火，而陀氏就用他的《地下室手记》来驳斥他。他说，《怎么办？》里畅谈的理想社会是如此幼稚，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只要让穷苦人都吃饱穿暖，他们就会变得善良，社会也就会稳定，这岂不是把人变成了一架钢琴，只要按下什么琴键，它就会发出什么声音？车氏“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是西方式的，陀氏《地下室手记》的叙事者——地下人，其实是一个针砭西方的俄国声音，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要打破那些沙龙知识分子式的、对社会一厢情愿的规划：

 

“为什么这么坚定地相信只有幸福才对我们有利呢？也许人们也同样喜欢痛苦呢？我主张任性，随心所欲。意识要比二二得四高明得多，二二得四之后，就什么也不用做，什么都不要去了解了。”

 

他问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以为人都会以安全、稳定、幸福为个人的利益所在，可你怎么知道，人在了解了这一点后就会不再做卑鄙下流的事了呢？人真的会甘心成为一架钢琴或一具木偶吗？

 

“然而人是自由的，人他妈的就是自由的，在整个历史的每个事件中，人都加入了幻想因素，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离奇幻想，甚至最可耻的蠢事，只为再一次向自己证明，人毕竟是人……”

 

不过在这番话的结尾，他又说要收回：“……刚才那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信。我怀疑自己在厚颜无耻地说我不相信的话。”这多半也是一种策略。话是收不回的，要收回的话就不该说出来，还印刷出版。

 

每一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遇，总会在理解他身上的一部分之后，又带回一些新的谜题，这就是跟他打交道的价值所在，也是在他出生200年后继续读他的文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