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人百般嘲讽的法国人

 

愤怒的波德莱尔，苦涩的波德莱尔，牙尖嘴利辣手摧花的波德莱尔。“我厌恶法国”，他在一则散文断片里说，“尤其是因为法国所有的人都像伏尔泰”。

 

他的文章散发出醉意，天辰测速借着酒劲吐露了对伏尔泰以降法国人的清醒理性、明达博爱的面貌的憎恶。我们常说“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波德莱尔厌恶的是“装醒”。装醒之风增进虚伪，彬彬有礼的社交场被他厌恶，整个彬彬有礼的阶层都从其中获得优越感，认为自己的高级是全面的，达到了无死角的程度。巴黎的新年，一个粗汉手拿鞭子，赶着一头驴快步而来，街角走出一位衣着体面、戴着手套、面孔光亮的先生，他毕恭毕敬地对驴鞠了一躬，摘下帽子说：“祝你快乐幸福。”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

 

 

“我突然对这个衣冠楚楚的傻瓜感到极为愤怒，天辰测速”波德莱尔写道，“我觉得他集中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整个精神。”

 

兰波在《地狱一季》里发表了他的“坏血统论”，波德莱尔对法国人的精神百般嘲讽，他们为法国人松开了绳索，使其好一阵轻松，之后，有时法国人几乎能享受地嘲弄自己这个民族。他憎恨一切俗物，俗物彼此都相似，我赞美高山，你也赞美高山，我彬彬有礼，你也彬彬有礼。“体面”是这“俗”的一个实例。波德莱尔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诗和文章是写给谁看的：要是引得大家都追随他，那也没什么意思；要写就写给那些会被他激怒，却不会被轻易说服，更不会一时兴起效仿他的人看：对了，就是那些一旦失态，自己先窘得不行的巴黎体面人。

 

越是追求体面，越表示这个人不肯承认人的真相。人天性善良，这种或许可以松散地上溯到卢梭的观点，被波德莱尔扯得粉碎。原始的邪恶，原始的反常，这是人性里最主要的东西，哪怕是最纯洁的人也是如此，因此，人会成为罪恶的同谋。可这是怎样的一种“罪恶”？在《恶之花》的《祈祷》一诗里，波德莱尔大大方方地说到了撒旦，并向其致敬：

 

“荣耀归于您，撒旦我的君主！/您统治着人间、天上和地府；/无限孤寂地享有您的长梦，/充满着内疚，沉浸于悔恨！”

 

如此赞美撒旦的人，并不是因为手上罪行累累，干脆自我托庇于黑暗；波德莱尔眼里的罪行不在于害人，而在于害己。他的撒旦诱导人去做对自己有致命危险的事情，去自残自损，这样做，是表达对于通行于世的法律和风俗的轻蔑，因为法律和风俗代表了主宰社会的权势力量，是维护社会体面的工具。上瘾，在他的生平和诗作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伤害他的身体的瘾品，是他个人生活和灵感的需要，但他也不像源远流长的俄耳甫斯教派那样，对酣醉作纵情的歌颂，相反，在《恶之花》那一组关于饮酒的诗里，不难看出酗酒的危害：

 

“现在我自由而孤单无靠，/今晚就要喝得烂醉如泥，/变成一只死狗躺倒在地，/看还有什么能把我骚扰！”（《凶手的酒》）

 

“酒神”在他这里并没有地位。酗酒的画面在他的笔下一向是可怕的。比酒更可怕的是毒品。他把有名的瘾君子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的书翻译了一部分，德·昆西几乎是波德莱尔的一位榜样，他在以清规戒律繁多著称的英国，忍受着贫寒、饥饿，服用鸦片25年，并用文字来记述了上瘾后的种种体验；虽然很是欣赏，可波德莱尔仍然拒绝文过饰非，仅仅美化毒品给人带来的感受，而否认其后果。在《人造天堂》一书中，波德莱尔用精确的表述，从药物学的角度分析了大麻、鸦片和酒精，也述说了人不能拒绝毒品的理由，他说，他知道“一个高贵的人”，明智、能干，“一直与这种如此特殊的罪孽作斗争”，是怎样的绝望。

 

“唉！命中注定希望他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一个勇敢的武士，在他最为珍视的东西中受到侮辱，为命令他躺在床上的一种命运所迷惑，他在一种无力的愤怒中耗尽了生命。”

 

上瘾和清醒毫无矛盾。波德莱尔像歌颂沉醉一样歌颂清醒，一部分是因为只有清醒的状态，才能让人造的东西，不管是城市、建筑、衣装还是音乐、诗歌都达到完美。他那个时代的现代文明并不完美，因此充满了过分的手段，过度的雕饰，如同毒品和酒精被过量地摄入。在他的美学取向中，反对自然、崇尚人为，是一个关键性的特征，自然界里充满了因果律和人无法控制的偶然，而人为的世界却可能受控，各种不完美的东西都可以，也应该被修削打磨。特奥多尔·戈蒂耶对此有过妙论，他说，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文明的倾心，就是“在清水出芙蓉般的一个朴素的年轻姑娘，和一个更成熟的、艳服冶容的女人这两者之间”选择后者。

 

“成熟的女人，懂得借助各种媚人的修饰手段，在她面前的梳妆台上摆着一瓶瓶的香水和美容乳液，还有象牙做的梳子和刷子以及卷发用的钳子和夹子。她饱浸芬芳液剂的皮肤，散发出甜丝丝的香味……在鲜嫩的面颊上轻抹一重玫瑰红的色彩，再在嘴角或眼角仔细地粘上少量颇有挑逗性的美人痣。”

 

像赞美太阳一样赞美女人

 

波德莱尔喜欢各种香料，安息香、龙涎香、麝香，他也喜欢自然界里的花朵如玫瑰或紫罗兰，但那是因为它们能为人提供香。异国的香物，在那些情感浓烈的浪漫主义作家看来都未免过于浓烈，因为法国的气候较为温和，但波德莱尔却对它们富于感受力。

 

少年时的他被他的继父逼迫出国旅行，继父委托那位船长朋友照应他，带他走过了各个看名字就珠光宝气的小岛：毛里求斯岛、波旁岛、马达加斯加岛、锡兰岛。他没有按家人的设想，通过旅行而种下做商人的愿望，反而将他览入的异国风光放进了他日后的诗作里。这些诗作不乏对巴黎的贬斥，把巴黎变成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海外风景的反衬者，尽管他根本离不开巴黎——那个能够欣赏、玩味各种来自异国的东西的地方。

 

他那位著名的情人让娜·杜瓦尔，就来自一个异域岛屿——海地。她生于1820年，比波德莱尔大一岁。在《她的发》中他写道，只要他给她的发饰上珠宝，她就是他的“绿洲”。1854年前后，两个人终于结束了这段暴风雨般的恋情，一位萨巴蒂埃夫人为波德莱尔的身体和灵魂上的脱困出了重要的力气，在写给夫人的信中，波德莱尔附上了这样的诗句：

 

“迷人的眼睛，您闪烁着神秘之光，/像大白天在太阳下燃烧的蜡烛，/红晕飘忽却湮灭不了那奇妙之光；//蜡烛为死亡燃烧，而您欢呼复苏；您欢呼着我灵魂的复苏而扫过我，/天上的双星，太阳也无法让您熄火！”

 

萨巴蒂埃夫人没有让他产生任何有关“自然美方为更美”的醒悟，她的光华胜过太阳，当然也胜过太阳下的万物。但这些话，他要是写给让娜·杜瓦尔，看起来也毫无问题；女人只有出场顺序不同，但对他的灵感来说，刺激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在精美的雕饰下散发魅力。他写了许多关于女人的诗，即使在时人看来，这些女人的原型也无法辨认，她们似乎都是一类人，一类“永恒的女性”，只能像赞美太阳一样地去赞美，而不能揣有任何私人的动机。

 

或者，就要像崇拜撒旦一样去崇拜她们，那些称得上罪恶的女人。她们的特点是骄傲无比，冷漠异常，用恶毒的言论来对待崇拜她们的男人，以调和自己的无聊。她们不渴望爱情，却总是歇斯底里地幻想被人爱，如此一来她们就可以看到那些人痛苦的样子。她们就像一些有生命的毒品。不论是人还是毒品，波德莱尔从不文饰这些，他能说出毒品产生的心象的虚幻性，能说出它本身不创造什么，仅仅促使吸毒人进一步沉湎下去，无可挽救。“服食人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他自己的无限扩张，并且变得敏感、激动，严重地脱节于时间和空间。”——戈蒂耶如是说，并肯定了波德莱尔能诚实地说出这些。

 

浪漫主义和它的天花板

 

在波德莱尔的同时代人里，最欣赏他的，除了戈蒂耶，就是大批评家圣伯夫。在《恶之花》出版的1856~1857年，他给了波德莱尔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他本来几乎是雨果那一拨浪漫派的御用评论家，却能大胆地向公众推荐波德莱尔，让后者感激涕零，许多书信中的措辞近乎谄媚。圣伯夫说他“在极端边缘的地方，为自己建造起了式样异乎寻常的司令台”，波德莱尔为了要他的一个好评，在1858年的一封信中说：“最强有力的朋友啊，我能否骗取您的赞誉呢？”

 

无论是诗、评论、小说还是散文，或是书信中言，多多少少都是矫揉造作的；这是我们如今反观1830~1835年间，在七月王朝时期涌现出来的那一批浪漫主义文人的作品时，心中最突出的印象。那批人里的代表，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他的标志性的语言是《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的开头：

 

“我尚年轻的时候便染上了一种讨厌的精神上的病患，所以我把自己三年中所遭遇的事情叙述出来。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得了这种病，我也就不啰嗦了，但是，由于除我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人也受到这同样的病痛的折磨，所以我是为这些人写的，尽管我并不太清楚他们是否会关注它，因为，即使没人关注它，我仍将从自己的话语之中得到裨益，从而更好地医治自己，如同一只被套夹夹住的狐狸一样，我将啃啮自己那只被夹住的脚，以求逃脱。”

 

缪塞是一惊一乍的，极端地追求华丽和夸张，他不厌其烦地使用重叠词、排比句、全称判断，企图让文章排山倒海，即使叙述极为私密的事情，如青春期骚动，他也要让读者觉得他永远大汗淋漓，动辄濒临气绝身亡，因为他总是投入一切：投入一切地想女人，投入一切地追逐女人，失败后则投入一切去伤心。

 

可那个年代的法国人，一度就喜欢这类写作。雨果比缪塞高级，他代表了浪漫主义最大的贡献：给法语词汇来了一场革新，就如几乎和他前后脚出生的普希金（1799年生，两年半后雨果出生），将俄语改造成上流社会和庶民共享的美丽语言一样，雨果拓展了之前被宫廷美学严重收窄的法语语汇的存量，将一些真正有活力的表达带进了人们的语言。无论波德莱尔如何反叛，他对雨果的评价仍然是相当正统的和积极的。他在1861年40岁的时候，用一种怀念一个遥远的时代，同时衡量一个人的终身成就的口吻，来评价比他大20岁的雨果：

 

“大家都转向他要求口号。他的王权从未像当时那样合理，那样自然，那样得到热烈的承认……人们不能不把他看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负有天命的英才，他在文学上，如同其他英才在道德上和在政治上一样，普度众生……成熟的人、年轻的人、有教养的女人今天能够感觉到好诗、感觉到具有深刻节奏和强烈色彩的诗，那却要归功于维克多·雨果。”

 

这篇文章发表在《幻想者杂志》上。这些话都是真诚的，在雨果的抒情诗中，波德莱尔看到一个“无边界的天才”，事实上，他很清楚如果不是雨果的集大成效应，如果不是雨果以其粗犷恣肆、无所不包，以及在修辞癖这方面无限地追求至高至美，让浪漫主义抵达了它的天花板——想象力和矫揉造作之风的双重的天花板——“恶之花”就缺少成长和成立的前提。

 

充满现代性的忧郁

 

1852年后，资产阶级真正崛起，巴黎市区进一步人工化、精致化，整修后的老城里懒散的优雅之风盛行，经常穷困潦倒的波德莱尔，以他毫不退让的体面的仪表，在大街上寻找新的美学。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不屑一顾，对缪塞之流的非诗歌作品更无兴趣，他只是踏着那些人追求美的路径前进。他，一个拒不忏悔的花花公子，大摇大摆地从咖啡馆、酒吧走进妓院和吸毒者的小巷子。这是他的“人造天堂”，它在夜间亮起，既迷人又肮脏，拒绝所有的文辞上的粉饰和美化。他在眩晕中发现了美，在夜的短暂和漫长中发现了美：

 

“我周围震耳欲聋的街道在嚎叫/……一个女人经过……/我喝了，像一个奢侈的人一样抽动，/在她的瞳孔里……/迷人的甜蜜和致死的快乐。/一道闪电……然后是夜晚！”

 

《恶之花》的序诗，与《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对照来读最为带感。缪塞虽然浓烈，但情感是硬的，以夸大为标志；波德莱尔虽然显得自恋，而且很不识趣地“代表”了所有的法国人，却把他自我腐坏式的审美表达得令人无法抗拒：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最后一句最厉害：“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不知当年的读者是如何拍案而起，又悻悻然坐下。怎样才能痛恨这个诗人呢？他达到了相当的诚实；坏的东西就是坏的，就算咏叹它，他也没有否认那是坏的。当人们谴责他“不道德”时，会发现自己无法再说得更具体了，波德莱尔从未推崇过什么反社会人格，也没有宣扬过自毁，他没有那种认为只有他自己能堕落、别人都不得其门而入的清高。

 

他眼中的卑劣的人的特点，与其说是反社会，不如说是嫉妒成性，是附庸风雅，是搬弄是非；好像没有哪个具体的人被他针对过。谁愿意被以“虚伪”相称呢？但是，他的“兄弟和同类”一旦疾言厉色地抨击他，就会发现自己是他最毒辣的嘲讽的对象。

 

《恶之花》里的诗篇在两极之间摆荡，一忽儿是尖酸的忧伤，一忽儿是惊鸿一瞥的欢愉。巴黎并不总是糜烂虚伪的，浪游者可以在这里找到想要的好心情，所以，一座城市最可怕的敌人，往往也是最理解它的人，躲在它的襟怀里，也被它所放逐。波德莱尔没有经历过哪怕一天的成长。他一出道就是成熟的，而《恶之花》也像是一部早就存在、一直在等待他来署上名姓的作品，一个当时代刚开始散发光辉时，就已烙在那里的不满的印记。精致，雕饰，人造天堂，这些让波德莱尔迷醉的东西，同时是他的女人、毒品和愿意服下的致死的药剂。

 

这不是一个吉祥的诗人，也不是一部吉祥的作品。《恶之花》发表后的第四年，也就是他发表那篇赞美雨果的文章的1861年，以及他人生的不惑之年，他不仅依然穷困，就连他的出版商都破产了。三年后，他不得不离开巴黎，在布鲁塞尔抽着鸦片，靠演讲谋生，度过最后的几年折磨。

 

他死后，兰波、戈蒂耶、普鲁斯特纷纷纪念他，他的死，暴露了自他之后至今的一代代人的共同身份：现代；也是因为他，巴黎这个人造天堂又长出一副文艺青年的经典表情：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