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郊外，一个名叫塞尔吉（Cergy）的小镇，如法国大多数二三线以下的城镇一样静谧。这静谧，是因为小镇北边有一些巨大而让人看不懂的东西，它们组成一整套几何形的建筑，包含了一座桥，以及桥一头的山上的一些柱子；踏着台阶走上山坡，从这12根圆柱之间穿过，再回头朝下看，是一个仿佛一本书一样左右打开的广场，再往下就是桥，桥的两侧，隔开一段固定的距离，就耸立着两个大大的鲜红色的倒L形装置；向下过桥，来到河对岸，天辰测速网址则能看到一个露天的圆形剧场，像是一个精致的固体深潭。

 

 

这个名叫“主轴”（Axe Majeur）的建筑，总共有12个组成部分，和12根柱子匹配，都象征着时间、人类生活的节奏，以及地球自身。它从小镇延伸到山谷，一直到瓦兹河中一个有天文色彩的小岛。从空中俯瞰，它是一个亮白色的新月形，包围着观景台，从36米高的地方，能看到法兰西岛壮美的全景。而按照最初的设计，它还没有全部完工，但它的设计者——以色列艺术家和建筑师达尼·卡拉万（Dani Karavan），刚刚在5月29日以90岁高龄去世。

 

卡拉万是一位超凡的景观艺术大师，“主轴”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个人作品。一部在他晚年拍摄的纪录短片，就以“主轴”开场，卡拉万走在“主轴”的桥上，一位当地妇女跟上他，问他：“你叫什么？”得到回答后，妇女表达了她的喜欢和感谢。卡拉万继续快步前行，但面露喜色——像很多大艺术家一样，他的笑脸执拗而又率真。

 

他最大的本领，是让雕塑、装置和建筑与环境相融，让自然、历史和空间之间有所交叉，并且让“纪念”的意义，同人在当下的自由活动交相渗透。“主轴”包含的桥、台阶、圆柱、广场和剧场，到处供人驻足，很多人逐渐发现设计师精妙的想法，例如，站在桥这一头正中，从一个角度看，左右两个倒L之间的距离，刚好等于远处的台阶的宽度，台阶连着山上的圆柱，酷似一个点着蜡烛的烛台。

 

谁是辛提人和罗姆人？

 

“主轴”的设计和建造是从1980年开始的。整个建筑除了无懈可击的美感之外，更有多重意义。它的一部分是对印象派艺术家的纪念，另一部分则是为了纪念世界人权法则的建立。人权，这是卡拉万一生的悬念；他的作品，从以色列到德国，到法国，天辰测速网址到日本，大多数都跟人权有关。在2012年，年已82岁时，他还接受了另一个委托：在德国为罗姆人和辛提人大屠杀设计一个纪念建筑。

 

世人皆知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卡拉万的父母就在那毁于灭绝的600万犹太人之中。但说起罗姆人和辛提人的大屠杀，就鲜为人知了。这是两个从科索沃来到德意志地区的小民族，在1930年代后，德国人将他们一概视为吉卜赛人，搜捕、杀戮，欲致其灭族。至今，语义上的争论（到底是“屠杀”还是“驱逐”还是“迫害”等等），以及被杀者的具体数据上的争论，依然无休无止。德国政府的官方数字是杀了10万，而辛提人和罗姆人难民后代组成的委员会则坚持说至少有50万人死难。欧洲议会中的辛提人和罗姆人权利委员会则认为，被杀者的数字更接近于100万。

 

争论数字，很容易导致重点的偏离。卡拉万选择相信“50万+”这个数字，这并非简单的折中，他所考虑的，第一是要站在辛提人和罗姆人这一边，第二是不能把死者的数字变成讨价还价的手段，因为纪念和铭记本身是严肃的，不是因为死者多了5万，它才变得严肃起来，纪念碑需要做得更加精致，反过来，少了5万死者，就可以稍微粗制滥造一些。但这只是卡拉万自己的想法。当雕塑一开始兴建，卡拉万就遇到了来自柏林参议院和城市规划部门的阻力，他们对于卡拉万提出的材料方面的要求，以及在选择服务商方面的标准，不是态度冷淡就是自行其是，不肯听从卡拉万的要求；而且他们提供的预算——280万欧元，也远远不足以呈现卡拉万理想中的效果。

 

尽管心中愤恨，尽管把这些人的行为认定为种族主义，卡拉万却无法做到更多，因为假如他为了申请更多的资金而拉来众多社会力量，逼迫对方妥协，那么这事就会蜕变成一种政治交易。项目开始实施的两年，对卡拉万来说如同地狱，他只能把他遇到的挫折告诉别人。

 

这是他在其他地方工作时，很少遇到的挫折。作为以色列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大屠杀受难者的后代，卡拉万的身份，使得别人都很容易理解他那以艺术作品来捍卫人权的理念，并乐于协助他。他把辛提人和罗姆人大屠杀纪念雕塑设计成一口巨大的圆井的形状，雕塑的入口，原本他设计在国会大厦的一侧，但那里有一个公共汽车站，参议院决议拒绝将它搬走。卡拉万说：如果是做犹太人的纪念雕塑，那么一星期内，车站就会搬走；但是德国人并不真正关心辛提人和罗姆人的情况。

 

最好的纪念碑

 

同样是种族灭绝的惨案，辛提人和罗姆人的知名度，却与犹太人无法相提并论。从某种程度上说，犹太人为自己争得了特权：在战后，大屠杀以各种方式进入了德国人的文化里，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卡拉万坦诚地说，他认为这种特权有时甚至被一些犹太人以错误的方式使用了，但犹太人的影响力和地位都很强大，所以尽其所能地利用好这种影响力，为辛提人和罗姆人做纪念工作，就真的非常重要了。

 

讽刺的是，柏林的犹太社区也发声，反对这个雕塑的建造，卡拉万说：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有权利告诉他们，这口井不只是给辛提人和罗姆人的，而是为所有人准备的——他们把所有的人都杀了。所有被杀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在卡拉万的好友，德国名导演维姆·文德斯的呼吁和干预下，默克尔政府过问了此事，联邦建设部替代了柏林参议会，出面支持这个项目，他们将其实施委托给了一家出色的建筑师事务所。当纪念雕塑揭幕的时刻到来，默克尔也来到了现场；卡拉万用希伯来语致辞，重复了他之前多次说过的观点：

 

“我觉得我的家人被杀害，与辛提人和罗姆人一起被烧死在同一个毒气室里，他们的骨灰随风飘向田野。所以我们在一起了。这是我们的命运。”

 

犹太人当年被圈禁，每个人遭勒令必须佩戴黄色六角星，而辛提人和罗姆人当年也遇到相似的待遇，他们必须佩戴一个三角形在身上。三角形，标志着他们失去了作为人类的所有的权利——卡拉万的这口井中贮了水，水面上静静地反射着周围树木的枝叶，以及国会大厦，以及每一个接近水、观察它的人的形象，把他变成雕塑的一部分；观察的人，不管它是出于什么目的过来的，都会看到井水里有一朵花，花下就是那个三角形——这就是卡拉万心目中最好的纪念碑的样子：不必强迫每个人垂手肃立，而是让人像浑身沾了花粉、无意之间创造了新生命的蜜蜂一样，在不知不觉中传播了不应该被忘却的事情。

 

在纪录片中，卡拉万说自然是他的“big boss”，但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boss，而是一个主动开口的人：“我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在对我说话。”对自然界里的各种东西——一枝野花，一块树皮，摸上去粗糙的树木，他能跟人津津乐道地说上老半天。因此，他设计任何纪念雕塑，都以踏勘自然环境，思考如何让雕塑融入风景为第一步。其次，就是思考在雕塑建成之后，在它内外、上下活动的人，能否成为景观的一部分。

 

他根据这一理念做出的第一件代表作，就是在以色列南部沙漠中的“内盖夫旅纪念碑”。1968年这个作品建成之后，就成为以色列粗犷而坚韧的国家精神的代言者之一：它纪念的是1947~1949年间（以色列于1948年5月5日宣布建国，但建国前数月和建国后数月都处在事实上的战争期间），在沙漠中战斗丧生的324名士兵，他们属于“内盖夫旅”，当时，埃及军队推进到此，要消灭沙漠中的11个犹太人定居点，而这个旅浴血奋战，保卫了家园。

 

在接受委托、承担设计工作的时候，卡拉万还是一个戏剧和舞蹈的舞台布景师，但已因才华而名声在外，他想做一个让人不仅可以看看，了解历史事实，还能够“进入”的纪念碑，它应该像一个让人有所发现、有所体验、有所领悟的公园，它镌刻的文字应该和它的造型之间形成耐人寻味的关系。雕塑是不能移动的，但人来来往往，可以在此欢笑或冥思，孩子可以享受童年，情侣乐于在此度过两人时光，演出团队可以到此表演，社会组织可用它来做集会的地方。

 

当纪念碑落成的时候，它的抽象造型令人惊叹：它仿佛是一个立体派画家利用沙土为原材料，将自己的一幅作品用3D打印机打印了出来。它包含了圆柱，包含了孔洞，包含了井，包含了一个“秘密基地”一般的含一条通道的建筑体，也包含了透过孔洞发出不同声响的风。各种几何图形在这里汇聚。卡拉万的父亲——特拉维夫第一代景观设计师亚伯拉罕·卡拉万，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例如，他在雕塑中的圆形通道的末尾安排种上了两棵刺槐树，树在生长，在改变形态，给不能移动、不能改变的纪念碑带来了视觉上的变化。

 

以色列建国一代的大诗人哈伊姆·古里，当年也是内盖夫旅的一名士兵，他拟了一句铭文，镌刻在入口处：“路人啊，你正进入一座爱的小圣所的大门，那是我们对内盖夫土地的爱。”这个纪念碑是内盖夫旅委员会动议建造的，但他们起初无法接受各种路人登上纪念碑，小孩爬来爬去、钻进钻出，他们认为这是亵渎烈士。可是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终于认识到，人和这个作品是不可分的。在当地人以及特地前来参观的人看来，这一堆几何图形，构成的是一个小村庄，人们自行在其中发掘它的用途，寻找光线、阴影、声音的独特组合；沙漠里的植物自行生长，改变小村庄的样貌。而人对它的诠释则更有意义——卡拉万曾说，林林总总的人，用脚在沙漠中踏出一条条走向纪念碑的路，他们把这片沙漠变成一个不亚于海滨胜地的地方，这是他所能画出的最美丽的草图。

 

穿越边界的无数民族

 

纪念碑纪念的是一些犹太士兵的战斗和牺牲，可是，附近沙漠里的游牧阿拉伯人也会来这里，来自北非、东非、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当他们在南部人口较少的地区定居下来，都会到纪念碑这里来。纪念碑不仅汇聚了人的能量，而且让不同背景和民族的人在此得到交流融合的机会，在这方面，它对以色列的未来而言，对于在这里生活的人理解以色列而言，意义可谓至深。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一直是个引起无限麻烦的争议问题，但在这个小村庄里，人们可以认可这个国家，能够体会到它可以把自己变成怎样的人，而不必一字一句地读出和读懂镌刻在墙壁上的阵亡士兵的日记文字。

 

卡拉万是个坚决的左派，所以，他对于右翼独掌以色列政治大局十多年，一向是微词不断。他的作品都是政治性的，对他来说，文化人不可能成为军人那样的英雄，文化和艺术，只能让人成为一个坚决的不服从者。他喜欢提起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他说，这幅画就是用艺术融合政治信息、用艺术来抗议政治暴力的最佳例子。因此，近年来，他总是说要把他给以色列国会制作的一个浮雕撤下来，因为内塔尼亚胡掌权太久，政治上一味右倾，使以色列看不到和平的前景。这个浮雕，他定名为“和平耶路撒冷”，然而站在浮雕前的人，他们所说的话，与浮雕的意义相违。

 

他还有另一个雕塑“和平之路”，2000年完成，做在以色列—埃及的边境，那是100根圆柱，柱子上刻着用各种语言述说的“和平”——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般的考虑，卡拉万是想以此来铭记千百年来，穿越这个边界的无数不同的民族。以色列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它应该是一个通道，一扇朝着各个方向打开、让各种族群穿过的门。看过卡拉万的作品，你会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