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低或极低生育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人口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会造成高度的人口老龄化。这无疑是每个国家都希望避免或解决的人口危机，而其中又以“低生育率陷阱”最令人谈虎色变。

 

“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就一直下降，尤其是城市地区，根据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04，而北京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即使加上农村地区的超生瞒报现象，整体来看依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在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天辰注册登陆2016年总和生育率短暂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但2017年又开始下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

 

从目前披露的2020年部分城市人口出生数量来看，天辰注册登陆这个数字已经明显低于2019年，也就是说，2020年总和生育率又大概率下降到了1.5以下了。

 

国际学术界将一般把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当这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人口更替已经到了“很低生育率”这个档位了。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很多国家对生育率的下降逐渐有了危机感，并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

 

一是，很低和极低生育率是否是一个长期现象？

 

二是，很低和极低生育率是否能够回升至相对较高的水平？

 

我们从中国的现状出发，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讨论“低生育率陷阱”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跨过去。

 

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低生育率陷阱”。

 

鲁茨认为，“低生育率陷阱”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是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与经济学机制。

 

人口学机制认为，由于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会使得未来育龄妇女不断减少，进而导致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进入恶性循环；

 

社会学机制认为，父辈的理想和实际孩子数会通过家庭社会化的机制传递给子辈，由此导致子辈的理想孩子数也减少，进而形成出生人数恶性下降；

 

经济学机制认为，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悲观的经济前景和较低的预期收入，与年轻人的物质消费欲望被广告刺激较高，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了年轻人推迟生育，减少生育数量。

 

其实鲁茨的这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其中感受最为明显的要数经济学机制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极高地抑制了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成为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因此，如何对抗“低生育率陷阱”，也大多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进行，但具体效果却也各不相同。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国家在进入“陷阱”之后，又爬出来了，有的国家在经过挣扎出来之后，又重新陷进去。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等人在2015年研究OECD（经合组织）和“金砖四国”过去30年的总和生育率后，总结了一组数据：

 

 

 

如表所示，在OECD国家和“金砖四国”共38个国家中，既有从未掉入过陷阱的（21个），也有掉入后没有爬出来的（10个），爬出来的只有4个，挣扎后最后又陷入进去的有2个。

 

陈友华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是制约生育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也属于重要的影响因子，目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其社会保障都偏向福利国家取向，而与此相对应的，东亚发达经济体如韩国、日本尽管有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仍深陷于低生育率陷阱不能自拔。

 

这里有一个国家特别需要提出来，那就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社会动荡，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一度下降到1.16（1993年），而且死亡率急剧上升，被称为“人口灾难”。

 

但此后，随着普京上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社会经济有了极大好转，到2013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又回到了1.7。

 

据此，有些学者认为，“低生育率陷阱”是个伪命题，并不存在所谓的“陷阱”，低生育率只是一个暂时的、短期的现象。

 

这其实是误解了“低生育率陷阱”，所谓“陷阱”，意味着一旦进去，想要脱困就比较难；但也并不意味着不能爬出来，如果有外力帮助，爬出来就比较容易，当然，即使没有外力，自己也可能爬出来，只是这个过程相对难度更大，反复更多。

 

以俄罗斯为例，要从三个点看：

 

一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人口的急遽下降，并非常态，是非常状态下的情况，一旦经济复苏之后，生育率自然会有回升。

 

二是普京上台之后，大力加强国民福利，为了鼓励父母生育子女，设立荣誉父母勋章，这是明显的外力刺激。

 

三是近几年来，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又开始下降。据《中东报》报道，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019年12月13日发布报告称，2019年1月至10月期间，俄罗斯人口自然减少了259600人，这是11年来平均减少最高的一次，而最近一次人口大幅减少是在2008年，当时为326000人。有关专家预计，2019年剩余时间内，这种情况不会改变。根据俄罗斯官方的统计，截至当年10月1日，俄罗斯常驻人口1.467亿人，前十个月的新出生婴儿为1250人，与2018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2.3人。俄罗斯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又开始逼近1.5。

 

分析俄罗斯近几年总和出生率下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加上国际原油价格暴跌，民生日艰，生育意愿下降也是正常；

 

另外一点是育龄妇女减少，现在的育龄妇女主力，正是当年苏联解体后“人口灾难”一代，那是育龄妇女最少的时候。因此，俄罗斯近几年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它又重新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但切实地让我们看到了提升人口生育率的压力与艰难。

 

除了俄罗斯之外，OCED国家几乎都有完备的鼓励生育政策，尽管有的有效，有的效果仍待检验。

 

鼓励生育政策使得瑞士、爱沙尼亚等国家从极低生育水平回升到1.5以上，暂时爬出了“陷阱”，但这种刺激的效应大小与效果持续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刺激生育下的生育率反弹可视为尝试逃出“陷阱”的某种努力，这恰恰验证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的合理性。

 

鲁茨强调的是，如果缺乏政策干预，低生育率国家的出生人数会因三个“自我强化机制”而持续减少，因此重点是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以对抗“自我强化机制”。

 

从2013年开始，中国在生育政策上开始有了改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人口出生率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一定的提升，但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提升的原因不是生育意愿被鼓励，更多的是生育意愿被释放，所以效果非常短暂，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生育堆积效应释放后，人口出生率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程度。

 

甚至我们有时还高估这种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在他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中称：“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人，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增量很小。

 

所以要对抗“低生育率陷阱”，仅靠释放堆积的生育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呼吁放开三孩，即使政策开闸，效果也不会非常明显。长期来看，只有无需“政策刺激”也能维持低生育水平的趋势性反转，才能证明“低生育率陷阱”是杞人忧天。

 

在西方，还有一个“进度效应”理论，认为妇女的生育年龄的普遍推迟压低了总和生育率，但从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生育年龄的推迟对总出生人口的影响并不大，例如德国1960年出生队列女性终身生育率为1.6，奥地利1965年出生队列女性终身生育率为1.64，而西班牙和意大利1965年出生队列女性终身生育率分别仅为1.59和1.49。因此仅靠释放生育意愿，对爬出“低生育率陷阱”长期影响并不会太大。

 

但反过来看，现在我们连堆积的生育意愿都没有全部释放，还去想各种鼓励生育意愿的事，岂不是舍近求远？

 

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我国2019年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自2000年以来最低值。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供过很多鼓励生育政策的建议，这些建议并非我们独创，而是基于大众的朴素认识，基于民众的基本需求，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想要不掉进“低生育率陷阱”，或者在进入后想要爬出来，并不需要决策层绞尽脑汁，只需要把最简单，最朴素的需求实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