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变局之中，基建是一个一直广受关注的火热话题。在《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这本新书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为我们揭示了崭新的图景：基建并不只是静止的铁路、码头、水坝，天辰平台登陆而是包括政治格局、社会关系、资本流动乃至风土人情在内的多重关系网络。通过解读6个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传播到亚洲国家的案例，这本书展示了历史的丰富层次。基建是西方殖民帝国改变亚洲的工具吗？百年之后，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基建乃至“新基建”的作用？

 

 

基建派什么用场取决于人

 

第一财经：这本书脱胎自你在清华大学开的课。为什么考虑把这些内容出书？

 

曹寅：去年夏天我在清华开了一门课程“热带亚洲的基础设施，日常技术与殖民帝国”，也向大众开放了在线旁听。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我交流之后，决定出版一个“轻学术”系列书籍“理解亚洲文库”，于是我整理课程讲稿形成了这本书。

 

写这本书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是讲比较小众的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目前国内很少有课程和由课程编撰而成的学术性专著把这些国家放在一块来讨论，基建或技术社会史的角度就更少见了。

 

另一方面，出版要面对B站up主们上传视频作品的竞争，学术界需要思考，怎么找到一种方式让自己提供的内容能跟普通公众形成共鸣。

 

近年来人们对世界史的热情，天辰平台登陆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历史的热情在提高，很多人在中国“入世”之后走出去，有深度了解世界的需求。市面上由中国学者写的、能让普通读者容易理解的“轻学术”世界史书籍不多，主要还是靠翻译外国著作，并且集中在欧美历史方面，关于很多国家的历史都只有少数几本很老的书。总的来讲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空白，在知识提供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第一财经：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基建与日常技术。你在书中提到，基建这个词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可以追溯到非常早的人类历史。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是当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基建。关注财经领域的人们会经常聊到基建，很多人觉得自己对基建已经很了解。你所理解的基建究竟指什么？基建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领域值得研究？

 

曹寅：一般意义上，当我们想到基建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非常大的东西，比如港口、铁路、水坝、网络、电网等等。我们很自然地把基建想象成一种物，这种认识的背后是一种宏大叙事，指的是国家如何投资、建设，服务于人民。我在书里把基建跟日常技术放在一起，是想讲宏大叙事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紧密的关联。

 

另一方面，日常技术不仅依附基建，人们使用日常技术时很可能是“反基建”的，或者说是试图钻国家的空子。在印度城市里，政府建了很多高架路，上面没有车，因为收过路费，很多人不愿意出这个钱。印度非常热，是多雨的季风气候，高架桥底下会变成人们躲雨、乘凉的地方，时间长了就变成人们的公众空间和动物们筑巢的场所。这种基建跟国家原本赋予它的目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看待基建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抽象的关系，通过这种物，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和生态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很多时候，社会底层利用国家建的基建去反抗国家，或者不遵从国家的命令。

 

第一财经：当新的基建和日常技术进入到一个国家，产生影响的逻辑是怎样的？更多是冲击原有的社会格局，还是说更依赖于传统的社会阶层力量对比？

 

曹寅：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缝纫机、厨房用具、电动马达等，在刚刚进入到越南、印尼或菲律宾的时候，当地人都觉得很陌生。有趣的是，它们进到当地社会之后用途就变了，跟在西方社会完全不一样，形成了新的社会内涵。

 

缝纫机在荷属东印度成了家庭装饰品，是社会阶层的标志。就像十几年前，iPhone就有社会含义，用iPhone显得很时尚、很先锋。100年前的荷属东印度富人家庭买缝纫机，放在家里用来拍照，相当于现在的人发朋友圈。

 

美式大型农用机械与小型发动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角力，也很有趣，反映了一种反基建的思路。西方中心观曾长期影响亚洲绝大多数地区，来自美国南部的大型机械被认为是发展农业需要优先选购的，美国资本扩张和军事优势在人们心中建构的对其农业发展理念的信心，加上厂商的营销鼓吹，使湄公河三角洲当地人相信引进美式大型机械是必需的。但那里的地形和基建并不适合使用这些大型机械，美国人看不上的小型发动机反而获得了生机，在当地被大规模运用。

 

但是到这里又出现了一重反转：尽管小型发动机在个体化农户的灌溉作业方面很有用，过度抽取地下水却导致湄公河三角洲的海水倒灌愈加严重，当地生态变得越来越糟糕。

 

这些情况提醒我们：一方面，西方基建和日常技术被引入到亚洲地区，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地化是一种时髦的政治正确，却并不一定能导致好的结果。新东西到了一个地方，它自身要经历改变，它的在地化也改变了当地的社会。

 

资本对基建的影响更大

 

第一财经：西方基建在亚洲的出现，反映了特殊时期全球化的状态，尤其是殖民的影响，可能对殖民地国家造成持续几十年的深刻变化。近期斯里兰卡发生了国家破产，你的书中写到，科伦坡的港口曾是英帝国殖民时代在亚洲布局的重要通道。在思考这些前殖民地亚洲国家的重大变故时，是否可以透过基建的历史来追溯西方国家的影响？

 

曹寅：写帝国主义话语下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这部分，我是想促使大家反思“联系”这个概念。在国人心中，联系、互动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概念，好像人类历史只要有互动就可以最终走向大同。我想要提醒的是，在提到这个词的时候，要关注“联系”背后的权力关系。

 

斯里兰卡的历史是先隔离，再重新联系。英国人把斯里兰卡从印度分出来，并告诉斯里兰卡人，“你们跟印度人不一样”，“斯里兰卡是一个岛”，这是非常主观的陈述。英国人培植斯里兰卡人建立民族身份，再把他们置入英帝国的网络里。通过这种“重新联系”，英国人在斯里兰卡的统治合法性得到了确认。英国人让斯里兰卡人确信，独立的民族、独立的国家是由英国人来帮他们实现的。英国人帮助斯里兰卡建设科伦坡港口、开发种植园，帮助他们实现民族的复兴。

 

斯里兰卡历史上的内战，发生在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之间。泰米尔人是居住在南印度的人，在殖民地时期，僧伽罗人被灌输“跟印度人不一样”的身份观念，泰米尔人被说成是来自印度的外来户，是来争夺资源的，就形成了族群之间的对立。直到英国人走了之后，对立还在不断强化，很多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被族群冲突掩盖了。

 

今天斯里兰卡的问题，我认为根源来自“去地域化”。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发生在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精英，把孩子送到欧美的学校读书，把在国内的收益都存到瑞士、英国等海外的银行，未来可能到新加坡、迪拜去生活。因此，他们跟自己的国家之间存在去地域性，已经没有太深的联系。前几天，斯里兰卡前总统拉加帕克萨飞往新加坡，其实他在新加坡早就购置了豪宅，子女也在那里生活。底层当然对这样的精英不会满意，这些人也不会致力于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去地域化的问题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从伊拉克、阿富汗到斯里兰卡，包括印度，都遇到这种困境。

 

第一财经：当人们关注基建问题时，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社会深层问题等，容易采取一种文明冲突、强弱对抗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当基建与日常技术被引入时，对大国和小国的影响是否不一样？跟国家的体量、文化的强弱程度是不是有关系？

 

曹寅：大国小国都有基建，我觉得要从全球资本化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书中，我写到缝纫机在荷属东印度和小型发动机在湄公河三角洲这两个案例时，国家是问题出现的大背景，发挥最大作用的是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

 

当我们想象基建的时候，总觉得是国家在背后，其实很多时候是资本的介入影响更大。如果没有资本介入，国家投入的基建有可能就像埃及阿斯旺水坝曾经发生的那样，很快就荒废了，或者引起非常大的自然灾害。资本如何通过国家基建来倾销日常技术的商品，是需要关注的一点。

 

人是一个欲望的集合，绝大多数时候欲望没有被激发出来，跨国资本把欲望告诉你，描述了缝纫机的重要性、iPhone的重要性、新款iPhone强大摄像功能的重要性……在他们说出来之前，我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20年前，没人用手机拍照，更没人用手机上传照片，为什么人们现在这么热衷于在社交网络分享照片？这离不开欲望教育。通过制造消费来满足人的欲望，这背后是有逻辑在的。

 

现在“文明”“国家”也都是热词，全球资本主义如何一步一步让我们觉得这两个概念很重要？这些概念本身也是某种“基建”，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