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

 

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天辰平台登陆通过分析钱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群体特点、文学活动，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演变的主要线索，以及北宋诗歌、散文、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在探究三大文人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的过程中，王先生陆续写出一些列新创性论文，如对钱幕僚佐集团的厘定、对欧阳修与尹洙关系的辨析、对嘉祐二年贡举事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通过苏门《千秋岁》唱和词对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精微把握等等，这些开创性的议题，极大地推动了北宋文学的深入研究。

 

国庆假期，天辰平台登陆第一财经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节选《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以餮读者，这是系列书摘第一篇。

 

 

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在我国从魏晋时代起，开始大量涌现，文人们文酒诗会的雅集也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北宋时期，在文化繁荣和成熟的整个背景下，文学领域内也产生了许多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文人群体。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的发展层次最高，已带有某种文学社团的性质，对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钱惟演、欧阳修、苏轼为领袖或盟主的文学群体，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前一集团都为后一集团培养了盟主，后一集团的领袖都是前一集团的骨干成员。因而在群体的文学观念、旨趣、风格、习尚等方面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钱惟演幕府僚佐集团中，以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为骨干，谢绛较为年长，俨然是实际上的文学引路人；尹洙的古文写作，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皆早负盛名；然而欧阳修作为“新秀”脱颖而出，终于成为第二代文人集团的领袖。“欧门”中的曾巩、王安石，原是欧阳修“付托斯文”的既定人选，但当苏轼从万山环抱的西蜀来到汴京时，一鸣惊人，使欧阳修欣喜地疾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第三代文坛盟主的重任便落在苏轼的肩上。盟主的产生主要是由才能的优化选择的自然结果，甚至前一代盟主的个人亲疏厚薄的意向也不能完全左右，这是文人集团稳固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北宋这种具有连续性、系列性的主盟形式，使文学的发展不断获得延续的力量，同时也不断获得新的属性。这在以前是罕见的。

 

与以往大多数文人集团相类，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内涵。钱惟演作为幕府文士之主，就是依仗其西京留守的政治地位和政府机构来维持其文学群体的，以满足文士们共同文学活动的物质需要，提供必要的社会闲暇，颇像西方的“寄食制”或“文学沙龙”；“欧门”与当时政治革新运动的内在关联，“苏门”与王氏新学、洛蜀党争的纠葛，亦自不待言。但是，文学性质的日趋加强，毕竟成为三大文人集团越来越突出的特点，尤其在“苏门”中更是闪耀出璀灿绚丽的文学之光。三大文人集团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心和坛坫，其依次发展的趋势，不仅跟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同步行进，而且获得了群体文学的充分成熟，足以成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

 

欧阳修、苏轼等人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宋代知识分子崇尚“统序”的文化思潮。在当时许多文化领域内，几乎都发生过关于“统”的大论战：史学领域中的“正统”之争，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道统”之争，散文领域中的“文统”之争，佛学领域中的“佛统”之争，乃至政治斗争领域中的朋党之争，趋群化和集团性的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宋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宋代在中国统一时期的王朝中是政权、军权、财权最为集中的朝代，也是政治体制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吸取唐末五代强镇悍将割据叛乱的教训，一方面又迫于辽和西夏的边陲威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可能的基础上，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削弱相权、强干弱枝、守内驭外、重文轻武、财赋独揽等措施，把所有主要权力统归中央朝廷，并进一步由皇帝一人掌管。宋王朝号称“海内混一”，但其实际疆域不及汉、唐，甚至不如晋、隋，石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归入版图。这一恒久的遗憾恰恰也促成其专制集权的强化、皇权的过度膨胀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对“统”的普遍追求，以树立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基本文化精神之一，因而正统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中成了长久的论题，北宋以后仍然聚讼纷纭；但北宋时期却是其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重要阶段，显示出理论思维的初步成熟。其时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正是同一政治格局大转型时代的精神产物。北宋各个文学集团的具体形成过程各异，或是一时偶然的会合，或由单线的个别交游扩大到网状的群体组合，然而一拍即合、相互凝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趋群求众的尚“统”思想已成为时代的共识。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构成文学集团的思想基础。

 

宋初热衷于讨论和争议道统、文统的，正是欧、苏古文运动的一些前驱者，也是宋代理学的先行者，如柳开、孙何、孙复、孔道辅、石介等人。他们为了拯救世道人心，摒斥淫靡浮艳的“五代文弊”和西昆体，楬橥道统、文统两面大旗，观点鲜明，气势逼人。他们的思想渊源即来自韩愈，但卫道的热情比韩更甚。

 

道统、文统问题成为宋初一些士人注意的热点，它与文学结盟思潮，显然属于同一类文化理想的追求，同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中国传统士大夫一贯崇尚典范，仰服权威以及趋群合众的文化性格。最能说明两者联系的是石介。这里还需辨明一个问题：欧阳修、苏轼等的文集中，很少有关于道统、文统的言论，他们的文学结盟思想与之有否具体联系呢？宋初倡导古文运动的士人中，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谱系。

 

正统、道统、文统、佛统、朋党论、文学结盟思想等等，实际上构成一个相互维系、彼此加固的观念体系，构成为时代的精神氛围。它之所以在北宋得到普遍强调，并在秦汉以来思想资料基础上日趋系统化、理论化甚至神圣化，乃是政治体制大转型时期的产物，也是被内外交困的现实危机感所诱导、激发而成的。从此，以维护自尊感、权威感、集团性为目的统续意识，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价值观念。它具有极大的传承性，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和性格之中，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保持了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使我们民族经受了无数的风云变幻而仍维系着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不像世界上有些文明古国走向式微甚或解体。这种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念对我们历史发展的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是必须肯定的，正如我们也应正视它的负面因素。然而，归根结蒂，它具有不容反驳、无法摆脱的特性，在它面前，我们只能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反思。

 

从天圣九年（1031）至景祐元年（1034）活动在洛阳地区的这一文人集团，在结构组织上可作如下几点分析：一、这个文人群体呈现出多层次的构成特点：有类似“文艺沙龙”主人的钱惟演和实际主盟者谢绛，又有梅尧臣、尹洙、欧阳修等骨干成员；既以僚佐幕士为主，又有大批国子学秀才们作为羽翼。这就便于在各种层面上进行交流和接触，使每个成员获得多方面的体验和感受。对文学和文化的共同爱好和热衷是这一文人群体聚合的基础，特别是钱、谢等核心人物，他们对人才的钟情和爱护，其本身又形成为人才顺利成长发展的有利环境。当张先中进士后、受命赴河南法曹参军任时，议者惜其屈才，他的同年宋庠作《送河南法掾张子野序》加以慰谕说：“今相国彭城公（钱惟演）躬寅亮之姿，保釐西郊，翘材开馆，延天下士。又余友人集仙陈留谢希深负渊云之藻，田曹外郎乐安孙君（孙祖德）贯流略之学，并肃给温裕为时吏师，方左右台仪协赞留务，爱贤乐善，求之如不及。则子就署之日，虽欲埋照自晦，群公其舍诸？”西京留守司的三位主要长官钱、谢、孙，不仅自己才具出众，“躬寅亮之姿”、“负渊云之藻”、“贯流略之学”，而且性喜奖掖后进，求才若渴，又声誉远播，为其僚属的脱颖超拔乃至仕途进身拓展门径。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成才环境。

 

从集团成员的文学特长看，谢绛在诗词文各方面都有作品遗存，是位兼擅各体的作家（尽管绝大多数作品已佚）。尹洙以古文名家，梅尧臣则以诗歌独出侪辈。他俩各有偏胜，属于偏至之才的类型。而欧阳修却是多种文化学术范围内的全才，几乎涉及经学、史学、金石考古、诗、词、文、诗歌评论等各个领域，这在洛阳三年生活中均已渐次初露端倪，展示出他日后文化创造事业的恢宏格局。因而，这是一个颇具互补互动功能、优化选择的文学群体，也便于取得文学整体上的优势和影响力。

 

集团成员大都是年轻的僚属。直属西京留守府（即河南府）的有：欧阳修，推官，天圣九年时二十五岁；杨愈，户曹参军，三十岁左右；张汝士，推官，三十五岁；张先，法曹参军，四十岁；张太素，判官，孙祖德，通判，二人年龄未详。河南府属县的有梅尧臣，河南县主簿，三十岁；尹源，知河阳县，三十六岁；尹洙，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三十一岁；富弼，签书河阳判官，二十八岁；张谷，河南县主簿，年龄未详。“僚属”的社会身份使他们能充分享用钱惟演所提供的“社会闲暇”，经常参与诗酒酬酢、游园登山、访僧谈道、品茗赏花等文化活动，增加人际交往的密度，使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成为可能；“年轻”则精力旺盛，充满着创作欲望和艺术想象，敏锐地感受着时代氛围和文坛风会，使这一集团的创作在宋初文学的因革嬗变进程中，发挥着首开风气的作用。

 

这群年轻文人的文化性格各具异彩，个性突出鲜明，形成一个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共同体。当时他们以“八老”相互品题。尹洙为辩老，杨愈为俊老，王顾为慧老，王复为循老，张汝士为晦老，张先为默老，梅尧臣为懿老。欧阳修初评为逸老，经他争辩后，改为达老。集团的整体功能大于个体之和。文化性格各异的个体，从各自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走出，集合成一个性格色彩绚丽的共同体，必然带来异质性格的相互碰撞、吸引和融合，从而造成开放性的心态，使自己性格的发展更趋合理。如欧阳修从早年狂傲豪健的性格到中年以后中和之性的形成，也与接触和整合异质性格因子有关。另一方面，“八老”的品题也使每位当事人意识到一种入品的荣誉感，对被社会某种承认的喜悦，这无疑会刺激他们对于集团活动的全力投入；而相互标举，交通声气，又使共同体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总之，洛阳钱幕僚佐集团在当时是一个最富活力和吸引力的文人群体。

 

然而，文人之间的切磋交流，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机制：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如果只有单向的施受而没有双向的质疑、诘难和批评，文学的交流关系就不是全面的。这一点在宋代士子中间已逐渐养成一种风气。就连秉性诚笃宽和的司马光也一再强调：不同意见的论争正是“朋友之道”。他在《答韩秉国书》中说：“示喻见与景仁（范镇）书，似怪论议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废久矣。光述中和论，所以必欲呈秉国者，正为求切磋琢磨，庶几近是耳，岂欲秉国雷同而已。雅闻秉国有论，光不胜其喜，故因景仁请见之，何谓怪也。”现保存在司马光集子中的三人（司马光、范镇、韩秉国）讨论“中和”的来往信函共二十二通，就是一份往复论难、充分发抒己见的珍贵史料，也是士风的生动写照。在古文写作和古文理论问题上，欧阳修之于尹洙，实经历了由“未伏”至“伏”而又“不伏”的过程。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代古文运动中两种不同的“古文观”，两种不同的散文风格的追求。